何士德是我国当代一流的音乐家、作曲家、指挥家，也是新中国电影音乐的奠基人之一。他的代表作《新四军军歌》（作曲），为表现人民军队最成功的作品之一，载入了我国音乐史册。早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创作的歌曲，就传遍了中国。新中国第一部大型故事影片《桥》的音乐是他创作的。1950年他到苏联为中苏两国联合拍摄的电影《解放了的中国》作曲，获得一等奖金和金质奖章，他把奖金全部献给了抗美援朝前线。晚年也有新贡献。享受国家特殊津贴。他的名字和事迹，编入了《中国音乐大词典》。
 
　　勤学苦练基本功

　　何士德1910年出生于阳江县江城（现阳江市江城区）近贤里。儿时跟外祖母学唱广东民歌童谣，喜欢音乐。小学开始学手风琴和五线谱，音乐考试成绩几乎每次都是100分。到广州上培英中学时，开始学小提琴、钢琴和吉它，还参加了唱诗班。他学音乐很用功，抓紧课余时间练，晚饭后练，星期天也练，有时真着迷了，连饭也忘了吃。
　　1931年他考入上海新华艺术专科学校音乐系，同时参加了上海音专周淑安教授指挥的合唱队。他的聪颖、勤奋和激情，受到周教授的赏识，破例免费教他声乐和指挥法。他觉得学识要更广些，随后加入了著名指挥家梅伯器（意大利人）指挥的上海万国合唱团，学习和领略欧洲古典音乐大师著名的作品和指挥法。后来，他转入国立音专，随黄自教授学和声与作曲，为了解决学习经费和生活费，兼任六所学校的音乐教学工作，后来又担任了上海艺专音乐教授。他克服困难，坚持一边学习，一边工作，经常很忙碌，生活上又很清苦，有时没有时间做饭，只吃些干粮。
 
　　在抗日群众歌咏活动中走上指挥台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全国人民要求抗日救国，何士德满腔热情地参加了上海学生的抗日请愿和募捐支援东北义勇军活动。在一次募捐时，被警察抓住，他巧妙地把手中装有募捐款的竹筒往后面人群中传走，警察抓不住证据，只得把他放了。
　　在上海人民掀起抗日怒潮的歌咏运动中，他走上了指挥台，大显他的指挥才能和雄壮有力的指挥风格。不久，回母校新华艺专担任音乐系指挥，并应聘上海艺专任音乐教授；同时担任上海国民抗日救亡歌咏协会总指挥、“歌咏界战时服务团”团长和著名的洪钟乐社的指挥。他为冼星海的《壮志凌云》电影插曲《拉犁歌》担任指挥和领唱，为抗日募捐的音乐会与《洪波曲》作者张曙一起领唱。他带领“合唱团”把聂耳、冼星海创作的抗日救亡歌曲传遍上海、南京、广州、香港……
　　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何士德同麦新、孟波等人组织抗敌后援会上海国民救亡协会宣传团，他任团长，领团离开上海，一路宣传抗日，到达南昌，与新四军战地服务团汇合，把抗日救亡歌咏运动开展起来，打破了南昌沉闷的政治局面。南昌抗战歌咏协会成立，选他当主任兼总指挥。协会成立大会那天，组织了空前规模的抗日爱国群众大游行，他站在卡车上指挥游行队伍唱歌，街上人山人海，商店的店员都跑出来听抗日歌曲和看他的指挥，连街上的警察也在人群中伸长脖子看，场面极为动人。
 
　　创作与战斗紧密结合

　　在抗日战斗中创作，创作与战斗紧密结合，这是何士德的创作道路，也是何士德歌曲的刚强、嘹亮有力的风格形成的重要原因。
　　在全国人民抗日怒潮影响下，国民党空军中的爱国将领毅然派出飞机轰炸开进黄浦江的日本“旗舰”，虽然炸弹没有命中，但对上海人民震动很大，他以高昂的抗日热情为麦新写的歌词《中国空军》谱了曲，发表在《上海大众歌声》杂志上，这是他早期创作的歌曲。
　　1937年10月他在南昌参加了新四军。1938年7月参加中国共产党。1939年2月调到军部组建民工队任队长，在革命摇篮里他开始了音乐创作生活。火热的斗争生活，党与人民的嘱托，使他有写不尽的创作源泉。他调到军部时，在皖南铜陵一带反扫荡的激烈斗争中，他和战士一起生活，一起战斗，创作了歌曲《反扫荡》（罗汉词），在战士和群众中普遍传唱，有力地鼓舞了斗志。
 
　　创作道路的重要里程碑

　　1939年春，在皖南新四军军部举行的周恩来同志报告会上，会场歌声四起。何士德被点名独唱《歌唱八百壮士》，全场反响强烈。当时，陈毅刚从苏南茅山敌后根据地回来，他又被点名独唱法国《马赛曲》。会后，陈毅提出：“我们新四军也应该有一支自己的军歌，让全军唱起来！”这个提议，得到叶挺军长和全军上下一致的赞成。将士们纷纷提议陈毅起草歌词，何士德作曲。
　　陈毅将歌词写成一首新体诗：在南国的罗霄山／锻炼成了钢铁的孤军！／我们送出了抗日先遣的万里长征／我们留下来，坚持斗争／指引民族再团结／雄鸡破晓／伟大的抗日之声／三年隔绝，四围孤立，增添我们独立坚持的勇气／把游击战与秘密工作结合一起／我们唯一的依靠就是广大的人民／……
　　叶挺、项英、袁国平等领导都热烈地参加这首歌词的讨论和修改。五月的一天，冯定同志把歌词交给了何士德，说：“领导同志一致的意见，请你负责谱曲。第一、二段歌词最后一句‘东进、东进，我们是铁的新四军！’要求反复两遍。”他看了歌词，心情十分激动。他心潮起伏，反复念着歌词，想着奋战在南国罗霄山上的这一支“钢铁的孤军”的险恶环境，想着十年奋战中流淌的爱国志士殷红的血，想着继承北伐铁军、工农红军第四军的光荣传统，……一支豪壮、有力、刚强、嘹亮的军歌，经过艰难的孕育终于诞生了。“光荣北伐武昌城下／血染着我们的姓名／孤军奋斗罗霄山上／继承了先烈的殊勋／……”“扬子江头淮河之滨／任我们纵横地驰骋深入敌后百战百胜／汹涌着杀敌的呼声……”
　　他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集中精力做好谱曲的工作，很快写出初稿。听取领导和同志们的意见后，写出第二稿。这是他音乐创作上的重要里程碑。他谱的曲既继承了中国音乐的优良传统，又吸收了外国歌曲的音调节奏，还借鉴铜管乐的旋律色彩，气氛刚强、嘹亮，准确生动地表现了歌词内容。唱起来，浑身充满信心和力量，听起来，令人鼓舞。试唱时，大家都连连称赞。随后，新四军军部正式发出通知，把这首歌曲定为军歌，全军上下人人学唱。在一次盛大的军民联欢会上，陈毅让他指挥全场2000多人合唱军歌，唱得非常豪壮，情绪激昂，表现出一往无前，压倒一切敌人的气概。陈毅非常高兴，拉何士德坐到自己身旁，亲切而又有风趣地说：“我们终于有了一首自己的军歌，你就是我们的总指挥呵！”陈毅每次战斗归来，总喜欢找他谈谈，鼓励他多创作。
　　1940年春，战斗在大江南北的新四军，利用薄雾和夜色，神出鬼没地与日寇周旋，打破敌舰封锁，开辟了江上南北交通线。何士德深入到战士中，创作出的反映江上战斗生活的《渡长江》（赖少其作词），充满着战斗豪情和乐观精神，几乎全军战士人人爱唱。“皖南事变”后一些被关进集中营的战士，还常常高唱《渡长江》，以鼓舞士气同顽军作斗争。
　　以后，他相继创作了《新四军万岁》（沈西蒙词）、《当兵把仇报》（刘保罗词）、《我们是战无不胜的铁军》（朱镜我词）、《我们本是一家人》（向征词）、《挖战壕》、《父子岭上》、《战地妇女》、《青年之歌》、《收获》、《反正》等一大批歌曲，在抗日军民中广泛流传。
　　这时期，他还在紧张的战斗生活中，写出了《指挥法》、《发声法》等一批音乐专业著作。
 
　　热心培养革命音乐人才

　　1940年底，何士德奉命到达苏北盐城，担任鲁迅艺术学院华中分院音乐系主任和教授。音乐系有60多名青年学员，他一边教学，一边同日寇的扫荡作斗争，还要对付国民党顽固派的摩擦。1941年  5月他带领部份学员参加反扫荡兼做群众工作。一次在旧黄河边，陈毅见到他，十分高兴地说：“好啊，你们一班文化人都变成武工队了，既练武也练文（音乐），反扫荡也不能忘了练音乐，搞创作。”陈毅见他穿的鞋破了，特地送一双新鞋给他。他给学员上课很认真，既讲理论，讲方法，又亲自示范——唱歌与指挥，学员进步快。学员毕业分配到各部队，有的后来成了作曲家、指挥家。
　　1942年12月，调他赴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任教，并当班主任。他讲授声学和指挥法，勤奋工作，培养音乐工作者，直到抗战结束。1945年在延安，他当选为中共七大候补代表。“七大”开幕式上，他指挥全体代表高唱《国际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在文化部电影局音乐处工作时，主持举办了作曲训练班培养作曲人才。他亲自讲课，也请专家讲课。后来，这个班的学员中涌现出了一批作曲家。
 
　　为新中国电影音乐事业奠基

　　抗日胜利后，何士德曾被派往东北民主联军总政治部任联合文工团团长。1946年11月调到东北电影制片厂任党总支书记，并负责音乐工作。1949年11月调任文化部电影局艺术委员会委员兼音乐组组长。1953　1958年任电影局音乐处处长，北京电影制片厂艺术指导兼作曲。他在电影音乐事业的领导岗位上工作了12年，为新中国电影音乐事业的奠基作出了重要贡献。他在繁忙工作中带头创作电影歌曲，培养电影音乐干部，提出电影音乐的指导思想和一些重要理论观点。
　　1946年他在东北电影制片厂（新中国第一个电影制片厂，后改名长春电影制片厂）时，厂里没有音乐机构，“白手起家”，他向厂长建议“人民电影事业不能没有音乐机构，我们要用解放区音乐干部创作的音乐来配乐”，得到厂长的赞同。于是“人民电影必须配以人民的音乐”，就成为明确的指导思想。摄制《民主东北》电影，成立音乐组时只有何士德等二人，他就从厂里会演奏乐器的人中选拔出十几个组成中西乐器混合的业余乐队，日夜突击作曲和录音。接着，向社会招收有专业基础的乐手和一批青年，进行培训。1948年11月诞生了人民电影的第一支专业电影乐队（包括双管编制的管弦乐队、民乐组、声乐组）；同时从解放区文艺单位调来作曲人员，成立12人的作曲组。在他领导下，边学边干。东影摄制的全部影片都由他们自己作曲和录音。彻底改变了以往用西洋音乐唱片配乐的状况。在中华全国文艺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他作为解放区电影工作者的代表，在大会作了以“创新的乐队音乐”为题的发言。以后，从东影抽调了专业干部支援北影、上影，建立我国第二个、第三个电影乐团和作曲组。
　　他在担任电影局音乐处处长期间，很重视电影音乐工作者的培训、提高，多次举办培训班、业务讲座和电影乐团汇报演出。他向电影音乐创作人员提出一些重要的研究课题：如故事片音乐如何表现正面人物，如何用音乐手段塑造人物形象、表达思想感情；如何真实具体、生动地概括典型、刻画个性，以克服电影音乐“一般化”、“公式化”的缺点；如何表现矛盾冲突，如何利用音乐与画面的有机结合来揭示矛盾等等。对电影音乐的结构，他在肯定许多作曲者常用的音乐主题贯串的同时，又指出影片的艺术风格、表现手法，随着影片的题材、体裁、样式的不同而多种多样，力求视觉形象与听觉形象的有机结合，大胆创新。他提出这些问题和观点，对电影音乐理论的研究起了推动作用。
　　他在繁忙的工作中坚持电影音乐创作，早期在东影创作了《民主东北》影片音乐，担任了新中国第一部大型故事片《桥》的音乐创作和故事片《光芒万丈》部份音乐创作。后来又为电影《春城秋年》、《林家铺子》和文献纪录片《中国人民的胜利》以及短片《故宫》、《长江》、《反对细菌战》作曲。为我国第一套广播体操配乐。他为《林家铺子》等配的音乐既有地方色彩，又有时代特征，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晚年重新活跃在乐坛上

　　1958年在“左”的错误影响下，何士德受到不公正的对待，从那以后他沉默下来了。 1962年起出任中国音乐出版社辞典编辑部主任。 1979年后他受到的不公正对待逐步得到解决。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带来又一个文艺的春天，何士德重新活跃在乐坛上，人们重新听到了他的歌声，看到他的指挥。他应邀到上海大学讲学，指导合唱队演出。在上海为庆祝贺绿汀从事音乐活动60周年而举行的“贺绿汀作品音乐会”上，他站在台上指挥雄壮的大合唱歌曲《新世纪的前奏》。他那犷达的指挥造型、气宇轩昂的军人风度，激情歌唱的指挥风格，给人们极大的感染，人们称赞这位指挥者依然“胸有千军，气度不凡”。
　　1979年他同当年新四军的几位老战友一起，筹组了“新四军老战士合唱团”，他任艺术指导兼指挥。后来这个团发展成为300多人的“八路军、新四军老战士合唱团”，开展歌咏活动，宣传革命传统，得到部队和社会的广泛支持，国庆30周年在人民大会堂演出时中央和部队领导亲临参加，场面异常动人。
　　近十多年来，他坚持勤奋创作，探索创作音乐的新风格，编选自己的歌集，写回忆录，总结创作经验等。他创作了混声四部合唱《中国女排之歌》（晓星词）、大合唱《长城之歌》选曲（蒋汕词）、《青松》（陈毅词）、四部合唱歌曲《永放光芒》（聂大鹏词）等等。他1982年离休，定居北京，1992年起因在音乐创作等多方面有贡献，国务院发给他特殊贡献津贴。
    2000年12月2日下午1时40分，何士德在北京病逝，享年90岁。12月19日，何士德遗体告别仪式在北京八宝山举行。何士德遗体上覆盖着中国共产党党旗。中共中央统战部、中国音乐家协会、新闻出版署等单位和有关知名人士出席了告别仪式。中共阳江市委常委、市委宣传部长苏湖卓代表阳江市委、市人民政府出席了告别仪式，送别这位新四军军歌作者、我国杰出的作曲家、指挥家和音乐教育家。何士德战斗的一生、创作的一生受到人们的高度评价。告别仪式中反复播放了《新四军军歌》。这支传世之歌将继续成为振兴中华民族、创建美好未来的号角，在历史的长河中代代相传。